暧昧《西厢记》
《西厢记》是王实甫的代表作，当时就深受读者欢迎。因此，贾仲名的〈凌波仙〉词又说他“作词章，风韵美，士林中等辈伏低。新杂剧，旧传奇，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”。《西厢记》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，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、戏剧创作影响很大，《牡丹亭》、《红楼梦》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。
《西厢记》完成时间大约是元中期，当时汉族处于少数民族（汉人眼中的蛮族）的统治。政治上，汉人是很没有地位（封建地主）除外，宋王朝的朱熹提出了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口号，由此，封建思想加入更加落后的因素。特别是妇女更是深受其害，进入了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级大的时代”。
然而，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，唐朝时流行的诗已经不足于表达人们复杂的心理，于是出现了词，而后是曲。曲，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葩。
经济的发展成熟程度，需要一定的文化与之相适应。但是，从宋王朝开始，文化发展反而受到压制。这中不正常的现象，当然引起人们的不满。
《西厢记》记载的是中唐的故事，唐朝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社会，文化极其繁荣，社会呈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，妇女的地位也是很高的。而经过汉化的元王朝，则继承了宋王朝的思想文化观念。于是，人们的思想受到压抑，人们需要宣泄。
《西厢记》的曲词华艳优美，富于诗的意境，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，通过林黛玉的口，称赞它“曲词警人，余香满口”。
《西厢记》的语言无疑是十分煽情的，通过大量的侧面、心理、景物描写，反衬了主人翁的精神风貌，但单靠语言而言也是有不足之处的，人物的言行应该和人物的身份相称，但是像崔莹莹这样的千金小姐竟然一登台就来个“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，门掩重关萧寺中；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。”，做祷告的时候和陌生的男子对情诗，还不时极其幽怨的说出“兀那幺哥”之类的话来，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，即使在现在，在父亲病故即将做法事的时候，不出几个礼拜就和陌生的排拖甚至同居，的确不合适。
暮春时节，天暖地湿，东西容易腐败。崔小姐她们是“扶棺回乡安葬”的，老相国的的遗体面临重大的考验，本来，他们的注意力应该是在这个上面的，但是崔小姐对父亲却没有只言片语，只是在那里“伤春”“悲情人”，也是很不应该的。原本自己有婚约，而且即将出嫁，却和张生眉目传情，虽然以现代人看来，婚姻自由，但是在封建社会，婚约就和结婚证差不多，这件事，至少要和张生打招呼，或者应该和郑公子打招呼，但是崔小姐却没有。
其实，崔老太太也有自己的难处，堂堂的前相国夫人，难道会很乐意去自食其言。在孙大王兵临庙下，要强娶崔小姐的时候，孤女寡母实在事没有什么办法，崔老夫人说了“无再嫁之女”，当时主意事主持出的，说把小姐当做却贼的奖品，姑且不说这个是个馊主意而且和出家人不问俗事不相称，就他这个主意的提出是很值得怀疑的，为什么他会这么提出呢？我想原因大约有两个：一为王实甫安排决定，二为主持和张生关系特殊。王实甫安排不必多说，张生经常调侃老和尚凡心不了，老和尚当然凡心不了，也为崔小姐的姿色动容。但是出家人是必须六根清静的，出了这个主意，就是个表示：“老衲是出家人。”
就崔老太太悔婚这件事上，张生素质无疑有点问题，如果张生过分要求催老太太兑现诺言，那么张生和崔老太太的合同无疑是无效的，因为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是英雄本色，乘人之危，乘机逼婚，不说没有素质，简直是禽兽。但是总的来说，张生还是可爱的，哥哥就哥哥，即使思念，展转难眠也没有强逼。要不然，叫声“杜大哥帮忙则个”，问题立马解决。
红娘是中国婚姻史上继月老之后的名人，不过月老是神，红娘是人，而且是是很真实的活泼可爱的小姑娘。但是想想问题又来：崔小姐不过19岁，当然红娘也不过这个岁数，退一步说，即使古人早熟。但是红娘毕竟是女孩子，就她和老夫人的对话，可以看出，她很少受惩罚，而且见识提高。这与下人察言观色当然有一定关系，但是当下人当的那么有个性，而且名扬后世，也就只有红娘一个了。
另眼看《西厢记》，别有特色，可惜篇幅所限，不能尽意，实在遗憾。 还没有完完整整地看完过一整部西厢记 呵呵，那就看看啊 呵呵，西厢是才子书啊……
易中天如是说，沈得也这么说的……
“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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